国际热点问题及看法(共2篇)

发表时间:2018-1-30 7:01:27 文章来源:广德教育网 手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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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热点问题及评述篇1

国际法热点问题及其评述

(一)国际公法的热点问题及其评述

1.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

2.保护在外本国国民的国际法制度及我国的对策

3.反对恐怖主义与国际人权保护

4.引渡制度中的主权和人权

5.钓鱼列屿主权归属问题

6.日本“入常”的国际法问题

7.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

8.国际犯罪及其责任

(二)国际私法的热点问题及其评述

1.中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问题

2.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3.欧盟国际私法问题。

4.根据《纽约公约》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最新发展

(三)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争议问题及其评述

1.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法律问题

2.信息时代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发展与调整

3.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4.国际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

5.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与WTO多哈回合谈判

6.从欧盟竞争法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7.国际税收公约

8.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当今世界,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国际法的热点问题比比皆是。只有厘清上述关系,才有可能解开国际法的种种理论和现实的难题。

(一)国际公法的热点问题及其评述

1.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

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是指在二战期间因日本政府或企业等所实施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相关国内法的严重犯罪行为而遭受人身、财产和精神方面损失的中国国民或其遗属,向加害者提出的要求其承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和其它民事法律责任的诉讼。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在进入第19个年头的今天,遭遇到极其严峻的局面。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第一法庭和第二法庭分别对山西“慰安妇”案和西松建设公司案,6月15日该法院第二法庭又对三菱等公司案做出终审判决,前者以中国政府已根据《中日联合声明》放弃了其国民的对日索赔权,后者以法定索赔权20年的请求时效即除斥期间已过为由,判我国民败诉。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上,围绕着中国政府是否已放弃其国民的索赔权问题,中日两国之间一直存在争议。在4月27日上述两判决做出的次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就指出:“日本最高法院就《声明》做出的解释是非法的、无效的。”实际上早在1992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时就表示:“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赔偿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中国被害者与日本的当事者接触,我们不干涉。”1995年3月钱其琛外长再度明确指出:“中国尽管放弃了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

但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国家是否放弃赔偿的请求,而匆匆断言外国法院的解释的非法无

效,表明政治立场外,于法律程序中并无裨益,也略显牵强。

其实,问题的关键乃在于,日方法院不动声色的用“民事诉讼”偷换“民间诉讼”。虽然两个概念仅一字之差,却在含义和效果上有着天壤之别:民间诉讼仅说明该诉讼来自民间而非由国家出面,但诉讼的性质并不因此受到局限。而民事诉讼则严格限定了诉讼的性质是民事的,而非其他,从而诉讼当中所适用的一系列规范也就是民事诉讼所特有的规范。

于本案中,该诉讼所涉及的慰安妇的人身权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应受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而非受民法保护的一般的民事权利。故,该诉讼的性质也绝非普通的“民事诉讼”,而是“宪法之诉”。又因对于基本人权的保护并没有所谓时效限制,所以20年的民事诉讼请求权时效于此完全没有适用之余地。

基本人权受到国际强行法的保护,任何损抑基本人权的行为都应违背国际强行法而无效。这才是日本法院的解释非法无效的真正原因。

2.保护在外本国国民的国际法制度及我国的对策

国际法上,一国国民的人身或财产在国外受到侵害时,根据属地管辖的原则,首先涉及在居留国的当地救济问题,但是,根据属人管辖的原则,国籍国有权对其国民进行外交保护和领事援助,这对纠正可能出现的不充分的当地救济和确保其国民获得公正的当地救济有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国外的中国国民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问题已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当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发生冲突时,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恰当平衡点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国际强行法法律制度便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这样一个平衡点。

国际强行法的识别标准之一便是: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为各国际社会成员所公认。可见,凡国际强行法所保护的客体在任何国际社会成员间都不存在争议。具体到外交保护和领事救援当中,上述客体便是在外本国国民的基本人权。

故,当一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在国外受到侵害时,而基本人权的保护既为各国所公认并为国际强行法所肯认,则国籍国对其进行外交保护和领事救援,该居留国应无异议。 3.反对恐怖主义与国际人权保护

恐怖主义活动是人类社会矛盾冲突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自2001年美国纽约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对当今世界的安全与稳定所带来的威胁愈益引起了世界各国关注。现时代的恐怖主义活动不区分平民、非政治军事设施,只求通过杀伤的结果引发轰动效应,希冀其他政治力量和国际社会关注其主张或物理存在。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不仅在道义上严厉谴责恐怖主义活动,更是积极采取措施针对恐怖主义采取行动,甚至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行动。反对恐怖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人类社会的生存和生命的安全。 无论是在事后追惩还是事先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时,相应的公共权力机构都可能采取远远超越常规的手段和措施。例如,在立法上赋予管制机关更大的执法权限,赋予其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允许的执法手段和措施,规定更为简化的执法程序,准许进行秘密审判或者简化审判程序等等。这一方面会对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进行更加严厉的限制,另一方面可能会不适当地乃至专断地剥夺恐怖分子通常情况下犯罪分子所享有的权益,再者,当在国外发动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时对他国人的权利有可能造成侵犯。有鉴于此,必须寻求反对恐怖主义和保护人权之间的适当平衡点。

该平衡点的寻找,往往需要就具体场景具体分析,基于不同的具体情况,对反恐行动所损害的私人权利和所保护的公共安全进行价值称量,优先保护较大的价值量,但同时也兼顾较小的价值量,做到措施得当,手段适宜,并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做出相应的调整。 4.引渡制度中的主权和人权

作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最基本形式,引渡在当前惩处与防范国际犯罪的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犯罪呈现出的更广泛的国际性,将逃到

国外的嫌疑犯交付审判,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利益。这种客观现实对引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进一步加强合作,扩大引渡的适用。另一方面,随着人权国际化的加深,人权介入引渡制度并对其产生巨大的影响,表现在国际实践中,被请求引渡的国家以保护人权为由拒绝引渡的事件时有发生。引渡是被用来弥补由于地域对一国刑法的限制及司法原则的不同而造成的法律漏洞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形式,是以尊重请求引渡的国家的司法主权为基础而产生的。因此,如何正确看待引渡制度中的主权与人权问题以及国家之间如何在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寻求平衡成为急需澄清的国际法理论问题。

主权和人权的孰大孰小的比较并非新鲜的议题。但任何简单妄断都是不负责任的敷衍,是在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当二者相冲突时,应当首先判断冲突的双方是否均为受到国际强行法保护的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若一方是,而另一方仅为一般价值——如重要的主权和一般人格权发生冲突,则当然代表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价值的权力(利)更为优先;若双方均为最核心、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如重要的主权与基本人权发生冲突,则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何者的价值量在该具体案件当中更大,从而在保证双方都存在的前提下优先保护更大的价值量。

5.钓鱼列屿主权归属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日间东海问题逐渐升温,钓鱼岛主权归属和划界效力问题日渐引起关注,为从国际法上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进行客观的论证,可以通过对目前中日双方业已公开的证据(包括学术著作和政府已公开资料)的详尽梳理,阐明1895年前后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并在还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依据现代国际法理论对钓鱼岛属于中国先占取得的领土的结论进行论证。

领土完整作为国家的基本利益,受到国际强行法的保护。然而现实问题却往往并非仅仅是法理的推导,更涉及许多事实的认证。故此,必须在掌握充分的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诉诸法律,保卫疆土。

6.日本“入常”的国际法问题

2005年,日本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契机寻求进入安理会并成为常任理事国,即“入常”的努力,终因其与巴西、德国和印度组成的“四国联盟”的扩大安理会提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提交联合国大会而告一段落。但是,有关日本“入常”问题又有新的传闻,即去年9月25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称,愿意考虑扩大现有15个理事国的联合国安理会,并且,“日本完全具有成为常任理事国的资格。”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也对此做出积极反应,在3天后通过电话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向布什表示感谢,并在去年10月1日的国会施政演说中明确表示“将以成为常任理事国为目标。” 但是, “入常”的标准是什么?程序又是什么?日本能否“入常”?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应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和联合国的相关实践的视角进行,更应该探求规则背后的真正价值和秩序,这样方能寻求到正确的答案。 7.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历来是国际法上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外交实践中涉及国家责任的场合很多,例如,我们经常看到和听到的外交照会或声明中经常提到的对某种状况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对方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就是指的国家责任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国家责任在新形势下的局限性和“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的法律依据的分析,阐明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法的渐进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8.国际犯罪及其责任

国际犯罪及其责任制度是作为国际法新分支的国际刑法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国际法的进步。到目前为止,国际犯罪及其责任的制度仍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有些问题,特别是关于国家的国际犯罪及其责任的问题,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尚存在很大的争议。这就需要我们对此问题作出进一步深入研究。

(二)国际私法的热点问题及其评述

1.中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问题

国际私法作为构建国际民商新秩序的规范给者,不得不把汲取了人权价值的基本理念进一步向前推进。人权的普世价值要在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国际私法中得到贯彻必须使国际私法与人权法的发展联系起来。推进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向法典化方向发展,制定颁布中国的国际私法法典,将是促进中国国际私法走人本化道路的有力武器。法典化的一个目标就是实现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具体在国际私法领域就是实现法律选择的确定性、可预测性和判决结果的一致性。

2.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

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法律制度差异极大,在一个主权国家之中形成了四个不同的法域。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区际法律冲突相比,我国的四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广泛而深刻,从法律意识形态、司法理念、法律基础原则到具体制度和概念都存在巨大的差异。 同时,根据我国宪法和港澳地区两个基本法的规定,除了必须遵守特定的宪法规范以外,各个法域是平等的,各法域的法律无所谓阶位效力的高低或特别优先适用的关系,这就排除了制订全国统一的实体法或冲突法解决法律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尽管学者们在理论上提出了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多种模式, 但在现阶段,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仍主要通过冲突法处理。具体而言,各法域可以类推适用国际私法,也可以制定独立的区际私法来处理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无论哪一种方法,都建立在国际私法基础之上。

中国对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恢复行使主权后,“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政治法律格局遂在我国形成,由此使我国区际法律问题越来越为理论界及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维护本国利益起着最后一道“安全阀”的作用,在国际私法上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肯定。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中作用以及该制度在我国区际冲突中的运用等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3.欧盟国际私法问题。

从二十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共同体与欧洲联盟在经济整合与进一步之内政与外交、共同安全等政策之协调上,其成就为吾人所有目共睹。而其中欧盟国际私法之发展,不但丰富了国际私法之学理,特别是法源部分;其也为各国迈向统一国际私法之目标,做了最好之见证。欧共体法与欧盟法之发展,影响了欧盟各成员国国际私法处理的各项议题:管辖权冲突问题、法律适用冲突问题与判决之相互承认与执行问题。而进一步从传统国际私法法律适用冲突之类型观察,欧共体/欧盟之国际私法处理了关于欧共体法/欧盟法与成员国法之冲突以及各成员国之间法律冲突,以及欧共体法/欧盟法与欧盟外第三国之法律冲突。此等准据法之决定,从适用主体来看,有欧洲法院与欧盟成员国法院,从适用对象来看,有可能是欧盟条约或欧体条约、欧体规则或指令,或是欧盟各成员国国内法,甚至欧盟以外之其它国法,因此欧盟国际私法在准据法适用上,变的复杂无比。

4.根据《纽约公约》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最新发展

近些年来,一个颇为明显的趋势是跨国商事纠纷的解决越来越依赖于国际仲裁的方式。仲裁的快捷、保密和高效等性质往往被认为是选择仲裁而非诉讼以解决纠纷的原因。然而,与诉讼相比,仲裁真正无可争议的优势在于仲裁裁决根据《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下称《纽约公约》或《公约》)或巴拿马《公约》在几乎全球范围内的可执行性。《纽约公约》现在已有132个缔约国,根据该《公约》,外国仲裁裁决得到了广泛的执行。

(三)国际经济法的重要争议问题及其评述

1.转基因农产品贸易的法律问题

农业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为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世界温饱问题提供了一定的途径,另一方面其安全性也受到了各国的关注。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化,使农业转基因生物正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从不同的经济、政治立场考虑,出于对转基因产品潜在的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危害的担忧,纷纷出台了有关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的贸易规则。我国也于2001年正式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并于2002年3月20日正式实施与其配套的管理办法,这些贸易规则一出台,便成为了国际贸易界关注的热点。 2.信息时代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发展与调整

在全球经济发展进入了信息时代,网际网络的应用已成为信息时代的推手。随着信息科技与网际网络的革命性发展,知识及信息的获得、传播、储存及应用更加便捷,因此整个人类生活及经济型态也伴随着科技与创新的应用与发展而产生了新风貌。由于多数的著作本身即属于信息的一种,因此,以数字方式创造及利用著作,是二十世纪以来最重要的趋势之一,而以网际网络的应用与利用,颠覆了传统著作的使用,致使著作权法有必要因应网际网络数字化科技发展而作调整。

3.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

跨国公司的国际人权责任问题是国际法研究中的新课题,由于跨国公司在进军世界的同时往往伴随日益严重的侵犯国际人权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而揭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途径,以防止或减少其对国际人权的继续侵害,维持和谐的世界秩序,便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

4.国际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

国际融资租赁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战后国际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迅速结合并扩张的产物,是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结果,促销是融资租赁存在和发展的源泉,也是区别于其他金融工具的重要功能。融资租赁这种新型交易必然有其独特的法律关系,而国际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则更为复杂。与其他金融法律理论相比,国内外关于国际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的研究还尚欠成熟。

5.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与WTO多哈回合谈判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是欧盟实施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共同政策,40多年来,在内外压力下,它经历了多次调整和改革。2004年8月,世贸组织成员达成了多哈回合框架协议。在核心领域农业问题上,包括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发达成员承诺将最终取消出口补贴,大幅度削减国内支持,实质性改进市场准入条件。如何与WTO新的自由贸易协议相协调,欧盟共同农业政策面临着新的挑战。

6.从欧盟竞争法看中国的反垄断法

中国加入WTO 后,面临着和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法律真空,即缺乏对竞争机制的全面有效保护。无论是从生存还是发展的角度出发,中国都急需制订一部竞争法。欧盟竞争法虽然来源于美国反垄断法的思想,但是它吸收了其内部成员国的国内法的合理内核,同时兼顾两大法系的协调问题,顺应竞争法的新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欧盟竞争法对于中国的反垄断立法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7.国际税收公约

国际重复征税历来是国际税收关系中的焦点、难点问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日益呈现一体化的今天,此问题更显突出。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近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对国际经济关系至关重要的课题,但至今尚未获得彻底解决,仍需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8.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入世后,中国已经作为第三方参加了55起WTO案件,并且主动地作为投诉人参与了《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但也被动地成了目前正在审理的《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措施案》的被诉方。至此,中国在WTO争议解决机制中的角色经历至少在形式上是完全了。但中国对于

WTO争议解决机制的有效使用尚未真正开始,即中国尚未真正投入WTO争议解决的游戏中去。同为亚洲迅速崛起的经济体,印度比中国在WTO争议解决机制中就活跃的多。印度作为投诉方和被诉方各参加过十几次专家组程序,胜率略高于负率。但争议解决机制中结果的胜负只是参与游戏的考虑之一,参与本身对于经济利益直接或间接影响是决策者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国必须采取一种更积极姿态参与和利用争议解决机制。

对国际形势中几个热点问题的看法篇2

作者:肖枫

现代国际关系 2000年03期

  一、美国战略重点在哪?

  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美国原来的战略对手消失了。关于美国战略重点在哪里,几年来有各种不同说法。近一年多来的事实表明,美国的战略是“欧亚并重”,其战略重点既不存在从欧洲东移问题,也不仅限于欧洲,而是在整个欧亚大陆。美国主要的战略盟友和对手都在欧亚大陆,所以其战略重点不能不放在欧亚大陆。这样,有三个相关的问题要解决:第一,美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其深层原因是什么?第二,这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调整,是否意味着冷战又开始了,和平与发展的趋势要发生逆转?第三,美国是否已决定联合欧日对付俄罗斯和中国了?究竟应如何认识美国的战略对手和战略盟友?

  (一)美国战略思想的调整因应于国内经济持续增长和近年来国际形势的一些变化。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国内问题成堆,舆论要求利用国际上战略对手消失之机,把目光投向国内,振兴美国经济,解决失业等严重社会问题。于是克林顿上台伊始提出了置“经济安全”于首位的外交战略,把加强“经济安全”、“防止核、生、化武器扩散”,加强“环境保护”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列为美国优先关注的战略重点问题。由于将“经济安全”置于首位,与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摩擦不断增多,造成西西矛盾一度较为突出。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全球战略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欧日被甩在后面,“经济安全”不如过去那么强调了。1994年以来,美国调整了对日、欧政策,不再强调把经济因素置于彼此关系的首位,缓和了与欧、日的经济摩擦,从而出现了西西矛盾趋缓,美与欧、日军事同盟明显加强的趋势。另一变化是,“军事安全”因素在美国际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随着美国内经济的增长、大国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印巴核试以及朝鲜发射导弹,美感到“防扩散”是“防不胜防”,而将重点转向加速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和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近来美参院拒批核禁试条约,还打算修改反导弹等军控条约,致使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重新上升。与此同时,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倍受重视。在强调欧洲仍是战略重点的同时,称亚洲已成为美国根本战略利益所在,并在军力布置上采取“欧亚并重”战略,把欧亚大陆视为其全球战略重点,并按这一新战略加紧全球战略部署。

  (二)美国的战略调整属于“间歇期”之内的调整,其预警性大于现实必要性。在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两大行动:在西线加速北约东扩,把北约的东部边线推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在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制定了北约“战略新概念”,并纠集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狂轰滥炸,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下发动了一场“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这是美国试验其利用北约实现称霸世界图谋的北约“战略新概念”的行动。在东线,美国加强了日美安保条约,制定了防务“新指针”,将美日防务合作的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事态”,与日本共同研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增加对台湾的军售, 还计划把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计划。同时在东南亚和南亚加快了战略调整步伐。对南沙的态度由过去的中立“不介入”悄悄转向表示“关注”,露出了插手南沙争端的意图。在南亚,一改50年来对印巴冲突的态度,采取了明显偏袒印度的立场,改善了美印关系,为建立美印战略关系奠定基础。

  美国的这一系列调整决不是偶然孤立的。上述行动是美国从东西两面夹击欧亚大陆,在其跨世纪战略“大棋盘”上布下的两步棋。从军事战略看,美国的调整是瞄准俄罗斯的,并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很值得引起严重关注。但美国为称霸世界所进行的调整,又不仅仅是对付俄罗斯和遏制中国的,也有驾驭和控制欧日的一面,并严重威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的战略调整,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把俄罗斯和中国定为“战略对手”,而欧洲、日本已成为其“战略盟友”,新的一轮“冷战”又开始了呢?看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美国的上述调整,虽然明显地对准了俄罗斯,并加强了对中国的遏制,但仍然属于其所谓在2015年之前“无现实对手”的战略“间歇期”之内的调整,其预警性大于现实必要性。与冷战时期存在苏联现实威胁的情况不同,即使美国有重开“冷战”的意图,目前欧洲日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未必愿意加盟其“新冷战”的行列。科索沃战争后,美国为修复其对美俄关系、美中关系的伤害,陆续采取了种种修补行动。看来美国还没有下决心与俄罗斯或中国全面对抗,仍要维持协调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在美国的威逼下,有关国家出于自卫必然会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国防力量,但这是有限度的,不可能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中国要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会同美国搞军备竞赛。俄罗斯鉴于历史教训、迫于国内形势,既不会也没力量同美国重搞军备竞赛。美国想搞也无对手。因此世界不稳定因素会增加,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有所上升,但估计冷战还不会开始。

  (三)美国的战略对手和盟友是错综复杂的,既没有纯粹的盟友,也没有纯粹的对手。美国与欧洲、日本、俄罗斯、中国等几大力量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任何一股力量都不是美国“纯粹的”战略盟友或战略对手,而盟友与对手在不同问题、不同情况下又是可能换位的。总体上讲,在未来15—20年美国所认为的“无现实对手”的“间歇期”内,无论是美国与欧洲和日本,还是美国与俄罗斯或中国,都是既有矛盾斗争又有协调合作的“双重关系”,只是性质和程度不尽相同。在经济上,美国与欧洲、日本是战略对手更现实,在军事安全上美国把俄罗斯当成潜在战略对手,把中国当成遏制对象,然而同任何一方都同时还有协调合作的一面,不会搞全面对抗。在美国强调经济安全时,美国与欧洲、日本的矛盾要大些。眼下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更重视军事安全,美国与欧洲、日本的关系缓和,而与俄罗斯、中国的矛盾和斗争更多些。但情势一变,关系又要调整。不宜简单地说欧日纯粹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俄中纯粹是美国的战略对手。

  首先,美欧、美日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经济上的对手,决不是俄罗斯,也不可能是中国,而只能是欧洲或日本。在军事、政治和价值观上,美欧日的共同点、一致性虽较突出,但各自的利益不完全一致。特别是欧洲的独立倾向是不可逆转的,它经济上的联合在增强,独立发展防务的意图没有放弃。日本的大国企图对美国来说也是有两面性的。当然,目前欧日依赖和离不开美国,而美国在战略上又需要利用和借重欧日。所以美欧、美日间虽有分歧和矛盾,但协调与合作的一面是占主导的。对美国来说,欧洲日本既是“战略对手”,又是“战略盟友”。但从总体上讲,目前美国把欧洲日本当成主要“战略盟友”的一面,要大于当成“战略对手”的一面。

  其次美俄关系,在苏联解体后,俄已不是美国的现实对手,但其庞大的核武库仍令美国不安。美要继续推行其弱俄、遏俄政策,防其“东山再起”,搅乱其独霸世界之美梦;同时美国也需要俄罗斯的战略配合与合作,不可能与其全面对抗。在美国看来,俄罗斯既是其“战略对手”,又是其“战略伙伴”。美国的战略调整是瞄准俄罗斯的,但仍然是作为“潜在的”、“未来的”对手的成分更大些。而目前仍要同俄发展“战略伙伴关系”,利用俄地位下降、经济困难为自己战略利益服务。在科索沃战争中,要是没有俄罗斯的“调解”和配合,美国和北约恐怕会骑虎难下。美国在战略上还需要俄罗斯。

  最后美中关系,中国还不是美国的现实对手,但美国对中国的崛起不安,要在接触中加强遏制。美在调整全球战略时,既加强了西线,也调整了东线,遏制中国的因素明显上升。但是对美国来说,中国不像欧洲是其经济上的对手,也不像俄罗斯军事上对其有威胁,而中国广大的市场、较好的投资环境、经济上的互补性,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和合作潜力。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威胁是潜在的,而对其军事上的威胁不如俄罗斯,经济上的威胁又不如欧洲和日本,使其感到头痛的主要是在政治上。尽管美国会中反华势力不断兴风作乱,但理智的政治家应当能掂量出“中国威胁论”的可信度。美中间矛盾和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但不可能导致全面对抗。美中关系中有严峻的一面,但仍存在着积极的因素。

  二、“多极化”问题

  科索沃战争以来,人们改变了原来对“多极化”发展一些不切实际的估计,在肯定“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同时,看到了其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

  “多极化”,作为“现实格局”目前尚未形成,但作为一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作为“政策主张”是有针对性、有国际基础的,未尝不可坚持。近来,美国人感到搞“单边主义”太孤立,一再表白美国不反对“多极化”,而俄罗斯、法国等大国则明确主张“多极化”。这说明提倡“多极化”对“单边主义”是一种牵制,并有国际基础,我国没必要放弃已坚持多年的这种提法。“多极化”实际上是主张世界的事情不应当由一个国家说了算,而主张世界事务应由国际成员平等协商,反对强权霸权,反对“单边主义”,这是提倡“国际民主”的口号,有吸引力和号召力,名正言顺,应理直气壮。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多极化”解释为就是几个大国,甚至就限于几个强国,而忽视广大发展中国家,这是不合适的。“多极”实际是“多股力量”,当然应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内。由于发展中国家力量分散,已出现分化,难以形成整体,可解释为包括其中有影响的大国和国家集团,如巴西、埃及、印度和东盟、南方市场、非洲统一组织等。例数“多极”时,不要封顶(仅限于几个),随形势发展有多少算多少。

  有同志认为,“多极化”的内涵可理解为三个层次:1、 我们现在所说的多极化的“极”,不同于两极争霸时的“极”。现在任何一“极”都不能单独或联合主宰世界。2、 “极”与“非极”的关系:“极”不是霸主,不能凌驾于非极之上,极与非极都是平等的国际社会的一员。3、“极”与“极”国家或集团的关系:既不是对抗的关系, 也不是从属的关系,而是相互既合作又有竞争,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解释很有参考价值。

  三、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西方有人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为“新干涉主义”提供理论根据。但是简单地强调“主权高于人权”,无意中将二者对立起来,也未必合适。应当强调:1、人权必须得到保障,但必须考虑国家和民族特点;2、人权的实施和保障要以主权为前提,没有主权就谈不上大多数人的人权;3、人权与主权不是对立的,改善人权与维护主权应当结合, 不能同意“谁高于谁”的主张;4、 在“人权高于主权”口号下的“制止人道主义灾难”的行动,已变成了“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行动,国际社会应从中吸取教训;5、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现实, 人权在各国有不同体现是正常的,不能搞一个模式。要尊重各种意识形态,允许不同价值观的存在,不能借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干涉别国主权。发展中国家近代历史证明,没有主权就根本谈不上任何人权。

  在维护主权不可侵犯原则的同时,也要重视研究冷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有必要的灵活性。但必须坚持:1、 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严肃性;2、 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任何国际干预行动,必须有联合国授权,不得绕开联合国;3、 不得把需要实施“人道主义干预”的“特例”作为“惯例”普遍化,国际社会应从“维和行动”的实践中吸取教训,减少国际干预。4、 反对在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反对借口“人权高于主权”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四、“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首先,“全球化”是在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时代”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趋势,“主权”概念没有过时,国家民族利益仍是最高行动准则。近年来欧洲联盟在“一体化”方面的确取得了一定进展,各国让出了自己的部分主权,同时也相应地享受了别国的部分主权。在这里“共享”是“让渡”的前提,没有“共享”就没有“让渡”。西方学者说这是“主权让渡”,实际上不如说是“部分主权的交换”。

  其次,国家主权问题,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仍是南北国家间斗争的焦点,而发达国家言行不一,各取所需。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实力弱,必须借助国家行政力量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西方国家往往言行不一,实行双重标准。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实行“自由化”,但其保护主义却很厉害。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的花样很多,使发展中国家每年在贸易上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发展中国家不能在民族国家主权问题上麻痹大意,解除了思想武装。

  第三,“全球化”造成的资本国际流动加快,国际金融动荡、危机频繁,令国际社会担心“失控”,要求加强金融监管。1990年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为5万亿美元,1993年是15万亿美元,1994年达45 万亿美元。这些远离物质生产过程的国际金融资本,为追求最大利益,使世界成为“疯狂的大赌场”,使“金融癌症”通过所谓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渠道在全球传播和蔓延。国际上普遍认为不能完全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要加强金融监管,才能有利于世界金融的稳定、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五、如何认识和对待“全球化”

  “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反映,有符合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和客观必然性。从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经历了“生产社会化”到“生产国际化”(专业化),现在正在向“经济全球化”(已不限于生产领域)发展。另一方面,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范围的扩展,它必然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虽然也同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因而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公正性。但无论何种情况,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不可逆转的一种必然趋势。人们只能认识、利用和适当防范其弊端,或采取一定政策措施决定本国参与“全球化”的步骤、进度和深度,然而却无法完全阻止、回避或彻底改变其发展趋势。

  有人说“全球化”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是“弊大于利”。看来不宜笼统地这么讲,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一个国家从“全球化”中获得的利益多还是遭受的损害多,归根结底取决于本国的基本条件和对“全球化”利用的好坏。

  “全球化”的基本标志是“信息化”、“市场化”和资本、技术、劳力、商品等要素流动的“跨国化”(国际化)。这种趋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机遇。如果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甚至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政局和社会持续动荡,内乱不止,先进的有利的东西再好也进不去,进去了也无法在那里扎根发展,加上政策方针如果不对头或出现失误,那么他们在“全球化”条件下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当然只会造成“弊大于利”的结果。但是如果具备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全球化”利用得好,趋利避害做得好,那就有可能后来居上。

  “全球化”从根本上讲是有利于人类并造福于人类的,但是它同历史上任何一次科技进步和生产力飞跃一样,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激烈的社会阵痛。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要一下子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他们必然会发生分化,而且已经发生了分化。基础好具备必要条件的一部分国家,如果战略策略政策方针对头,可能借机发展起来,如中国、巴西、印度、东盟以及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基础和条件差的国家,特别是国内局势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的国家,很可能要落水,成为“地球村”中的“特困户”。“全球化”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它,在主客观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各国政府还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其选择的正确与否,结果会迥然不同。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应特别注意几个问题。1、 要注意“全球化”不同于“一体化”。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是不可能的。不仅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体化”,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与发达国家“一体化”。当前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够“一体化”。欧盟与北美的利益就不一致,分别搞了两个经济集团。近年来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虽有重要进展,但离完全“一体化”还很远。 2、参与“全球化”进程,必然要与“国际惯例接轨”,然而不宜简单笼统地说中国经济要与“世界经济接轨”。世界经济从大的方面讲,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又有许多子项。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是无阶级性的,当然要学习和借鉴,是完全可以“接轨”的。许多管理机制、管理经验、包括现代企业制度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也可以借鉴和利用,也是可以“接轨”的。但是某些国家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对外违反平等互利原则,掠夺、欺压、剥削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政策、制度和原则,根本谈不上与其“接轨”。从根本上讲,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使是外国先进的东西,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抄照搬,更不是“接轨”能解决问题的。总之,对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

作者介绍:肖枫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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